中国政法大学学子课余做法援 20年接访上万件
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门卫岗亭，常年粘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准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和接待时间。除了寒暑假外，准律法援在每周一至周五都会安排学生值班，接待那些需要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为他们出具法律文书。对于一些还没有进行诉讼程序的案件，学生还可以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帮他们上法庭，打官司。
课余时间接待来访
20年累计万余人
钟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大三学生，今年是他在准律法援中心值班的第三年了。“我们是每天中午值班，这个时候是学校的午休时间，大家都没有课。”当天值班的钟晨嘴上介绍着，手头也不闲着，在整理着前一天的来访记录。“今天值班的是六个人，不过有些积极的同学，不是自己的值班时间也会过来帮忙。”
准律法援的接待室在学校办公楼的地下室，面积并不大，设施也比较简陋，几张嘎吱响的桌子拼起来就是接待场地。由于空间有限，一些不常用的物品稍显凌乱地堆放在墙角。但一个上着锁的柜子却被整理得十分妥帖，一摞摞牛皮纸袋码放得十分整齐。
“这是我们的案卷柜。”钟晨说，这里存放着准律法援20年来的全部接待材料和案卷。一人高的柜子装得满满当当，20年间来访的一万余名当事人的记录都在其中。每接待一位当事人，值班的学生都要详细记录下当事人所述的情况、处理方式和自己的思考。
将桌椅摆好后，不大一会儿，一起值班的其余学生也陆续来到了办公室，有些学生是刚刚下课，进门时手里还抱着厚厚的教材。
“十二点了，走吧，去门口接一下当事人。”钟晨招呼着大家来到了校门口，这里已经有七八位当事人在等待了。
“今天人不算多，最多的时候一天我们会接待十几个。”钟晨说，这些当事人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上访人员。因为每天都要接触这些上访者，社团内部为了保护值班学生的安全，严格规定值班时不能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透露给当事人。对需要保持联系的当事人，只能告知来访者接待室的座机电话。
在校门外，学生简单了解了来访者的案情和诉求。钟晨表示，这也是他们的规定动作：“先简单问清来意，也是为了保护值班同学的安全吧，防止在值班室内出现一些情况。”
在门卫处填好接领表格后，学生们将当事人带进了接待室，一下子多了八小个人，小小的接待室就显得不够用了，排在后面的当事人只好拿着凳子坐在楼道里等待。值班的同学三人一组，开始分别询问起自己当事人的情况。
听不懂当事人口音
自己找同学“翻译”
钟晨和小伙伴这天首先接待的是来自江西的吴女士，由于自己家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修路却没有得到补偿款，四处奔走也无人解决。于是她来到这里，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我的要求很简单，要么政府给我看他们修路是合法的证据，要么我就要我应该拿到的补偿款。”吴女士随身带着厚厚的证据和相关的法律条文，值班的学生研究材料后，决定帮助吴女士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
“能够遇到这么专业的当事人其实不太容易，今天的交流感觉就挺顺畅的。”送走吴女士后，钟晨感慨道，“很多当事人对证据都没什么概念，也不会太在乎你怎么从法律上分析，他们就想要一个结果。”
旁边一组同学却没有这么顺利，他们接待的是来自湖南的陈大爷。大爷的口音很重，而三名同学都是北方人，听着大爷的叙述一头雾水。没办法，只好临时电话求助了一位重庆的同学来充当“翻译”，交流才勉强能够进行下去。
值班的许同学表示，其实这种事儿也不算少见。“我们接待的各地当事人都有，有时候确实会听不太懂当事人的口音，不过一般都能找到同学帮忙翻译一下，不会耽误接待。”
接待完八名来访者，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小时。送走了当事人，恢复了值班室的布置后，大家陆续离开了，钟晨却与另一个同学留在了值班室。“正好在这儿写一份执行申请书，地下室没有手机信号。”钟晨调侃道，“每次下来就基本上算是‘失联’了，没人打扰，效率会高很多。”
这份申请书申请执行的是钟晨和他的师妹代理的一个案件。去年年底这个案件已经二审胜诉，现在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案件当事人是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因为房产纠纷，老人和自己的儿子打起了官司。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最终也是两审都胜诉了，接下来就准备执行了。”有意思的是，在庭审结束后钟晨偶然发现，对方的答辩意见是政法大学另一个做法律援助的社团帮忙出具的。
“他们应该是没能出庭代理，其实我们能够出庭也是费了一番周折。”钟晨说，因为在新民诉法的规定中，公民代理受到了限制，因此作为学生要想代理案件，就必须拿到当事人社区或者单位开具的证明。“现在的规定还很笼统，法院的要求也不统一，可能跑很多单位都不一定能拿到证明。”
而钟晨回忆，在公民代理没有受限的时候，准律法援代理的案件量远比现在要多，“一年能有将近20件吧，当年还有一个案件赢得了20万元的国家赔偿。”
法援菜鸟
申诉获20万国家赔偿
在准律师协会的办公室侧墙，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法律援助显身手，帮俺获赔二十万”。这是张福春老人送来的一面锦旗，而接下这个案子的刘瑾萱，当时还是准律法援的“菜鸟”。
“当时刚进法援也就一年的时间吧。”刘瑾萱说，她是在值班时接待的张福春老人。但其实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并不是张老，而是一位名叫刘庆喜的精神病患者。
刘庆喜早年因破坏公私财物而被拘留，在拘留所，他被违规与一名已决的死刑犯关押在一起。拘留期间，刘庆喜与这名已决犯发生了冲突，并大打出手，刘庆喜的眼睛被打成重伤，在被释放之后不久就伤重去世了。
张老是在一次外出旅游的时候得知了这一事件，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便决定代刘家提起诉讼，向国家申请赔偿。为此，张老奔波了7年，家中关于国家赔偿的专业书籍堆起来能有3米多高，但却没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011年，张老来到准律法援求助，接待他的就是刘瑾萱。“当时张老来咨询的时候，二审都已经打完了，虽然法院判决刘家胜诉，但是给的赔偿款只有几千块钱。”刘瑾萱回忆，当时她接下这个案子，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张爷爷作为一个陌生人，都能够这样尽力地帮助受害者，那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于是，刘瑾萱开始搜集相关材料，并起草了申诉书。
在申诉书递交到最高人民法院后，受理案件的法官对这个案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和法官谈完话后，我就相信这个案子一定没问题！”而最终，当事人和当地公安局成功调解，刘家获得了20万元的国家赔偿。
“值班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这种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案件，有些案件甚至能追溯到二十年前。”刘瑾萱说，大家通常会觉得，这种陈年积案是学生能力之外的事，但如果真的去尝试了，未必不能成功。“毕竟，学生还是这个社会中最真挚、用炽热的心去帮助弱势群体的人。”
一年接待600多起
能代理的仅为个位数
但现实却依然不能乐观，学生们接触到的案件，当事人能够拿到确凿证据的是少之又少。准律师协会会长王元义表示，虽然每年平均能够接待近600起案件，但能够代理的案件年均仅为个位数。
在接待记录中，有一位甘肃的周先生，周先生的儿子在工厂做保安时，因听从领导的指示，与同事对几名酒后滋事的人进行了殴打，导致其中一人伤重不治。而周先生称儿子并非主犯，希望能通过准律法援帮助儿子减轻刑责。
但面对周先生提出的请求，当天的值班学生这样写道：“最后，我们只好向当事人说明情况，给予精神上的安慰。”
“很多案件是我们力所不及的。”王元义坦言，学生来做法律援助，其实能力十分有限。“比如碰到地方政府行政违法的案件，最多也只能是帮助当事人出具一份文书，建议他们去走法律程序。”
“公益法援确实不容易，我们也会怯懦、退缩、想要逃避。”但已经毕业的法援人杨懿龙表示，虽然可能就案件本身，作为学生无力解决，“可如果你选择放弃、逃避、笑骂，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不堪，倒不如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些推动。”
在值班室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句话：“今天的准律师，明天的大律师。”而从准律法援走出来的法学学生们，大多选择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行业。
“在这里，我们在课堂上学的法治理想真的落在了地面上。”钟晨说，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诉讼律师，“可能这就是法援的经历带给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