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承南 王峰

近世中国，屡遭外侮，有志者无不痛心疾首，上下求索，以求民族再振，国家复兴。教育关乎国运，历代有识之士皆有共识，先哲梁启超疾呼教育家肩负责任，为国培育英才：“凡为教育家者，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事均非所计……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视今日之生徒即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重庆大学原副校长金锡如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学人，毕生投身教育，矢志不渝，实现了一代学人“教育报国”的宏愿。

金锡如（1905-2001），字质彬，辽宁义县人。少年时代，金锡如受社会和家庭影响，曾将跻身仕途、光宗耀祖作为个人理想。后年龄渐长，目睹国家积贫积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萌生了“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志向。1923年，他报考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成为该系第一届毕业生。1929年，当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决定派遣各系名列第一的毕业生留洋深造，金锡如等8名优秀学子分赴美、英、德等国留学。金锡如被派往美国普渡大学，学习蒸汽机车制造及车辆制造。

出国前夕，张学良邀请8名学生住进他的北陵别墅，要亲自考察这批学生是否具有培养前途，同时也培训一些涉外的礼节。这些学生每天学习、锻炼，也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协助处理若干事宜。张学良常跟学生们讲话，谆谆教导，嘱咐他们出去后刻苦钻研，了解外国情况，学成归国报效国家。

1929年9月，金锡如到达美国，进入普渡大学铁路机械研究院学习深造。面对异邦繁华和舒适的生活，他没有目醉神迷，沉溺其中，而是朝夕惕励，发奋读书， 1930年顺利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继续攻读铁路机械，立志为中国的铁路建设求取学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沈阳，张学良不抵抗，东北军不战而退。在美学习的东北大学学生闻讯义愤填膺，倍感亡国之痛，决心投笔从戎，于1932年春集体回国抗日。救亡心切的金锡如谒见张学良，一见面就质问他为何不抵抗，致使东北沦陷。面对年轻气盛的金锡如，张学良亦不多做解释，三年长别重逢竟不欢而散。

从戎之志难遂，金锡如决定将“教育救国”作为自己报效国家的新理想。当时东北大学已迁到北平，勉强开课，有的学生只能借读于北平、天津其他大学，大批东北流亡学生则聚集北平，流浪街头。金锡如认为，若能培养更多东北学生作为抗日救国的队伍，前途仍大有可为，于是应聘担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此外，广泛联络友人，经多方努力创办私立念一中学，免费收容东北流亡学生，勉励他们安心读书，日后定能收复失地，再回故园。为贴补办学经费，金锡如还兼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以维持这所流亡中学的正常运转。

1936年2月，东北大学迁校西安，金锡如任工学院院长。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金锡如不仅砥砺学生的爱国精神，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有“新中国电力事业第一人”之誉的何纯渤时为当时电机工程系的学生，他回忆道：“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工学院的金锡如院长，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鼓励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发电机器，所以，使我们电机系学生不仅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也有很强的实践能力。”

1937年，著名的无线电通讯专家冯简在重庆小龙坎主持建设当时远东功率最大的35千瓦短波广播电台，同时兼任重庆大学电机系主任，在他的邀请下，金锡如、王际强、刘宜伦、毛鹤年、张钟俊、张煦、吴大榕等众多知名教授前来电机系任教。1940年，电机系分为电机、机械两系，冯简任工学院院长，闵启杰任电机系主任，金锡如任机械系主任。抗战时期，老师少，学生多，重大的借读生很多。对那些流亡的学生，金锡如感同身受，特别爱护，常在经济上资助，并请他们吃饭，帮他们买书。

新中国成立后，金锡如留在重庆大学继续任教，先后担任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务长、副校长等职，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为重庆大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革中，金锡如和众多专家教授一样未能幸免，受到批判，被关进牛棚。祸不单行，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金锡如命运多舛，家事艰难，夫人不幸去世时，七个儿女中，最小的只有几个月，他亦爹亦妈，历尽艰辛。爱子金磊因意外造成瘫痪，金锡如写信鼓励：“身体瘫了，还有脑……”厄运连连，金锡如却处之泰然，达观自守，仍为一些单位翻译外文资料、为进口产品编写说明书。一俟国家形势好转，金锡如厚积薄发，先后出版了两本英汉对照的词典，其中一本是《英汉机械制造词典》，收词七万多条，为阅读和翻译机械制造专业文献的科技人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金锡如一直主张“通识教育”。1949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两大派系，一是英美派，一是德日派。英美派教学内容比较宽松，德日派比较实际，但二者培养的目标都是“通才”，安排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重点在基础方面。金锡如在办学中，强调在大学打基础，毕业后按就业需要再结合实际继续学习深造。对于高校调整和片面地学习苏联的“专才”模式，金锡如认为：“实践证明，还是在一所院校中理工科并存、并重有利于发展。如重庆大学，由综合性大学到以工科为主，现在又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可说明这个问题。无论是英美模式、德日模式、苏联模式，都不能完全满足我们培养人才的需要。但他们的好经验我们要学，再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办学模式。”

金锡如坦言，在大学工作几十年最深刻的体会是，教师最需要有“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精神。教书时，他几乎每学期都要开一门新课，精力也几乎全部放在教学上。任副校长后，他虽将大量时间精力用于行政管理工作，仍然坚持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在木轴承润滑、叶轮材料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他做教授，从不依靠助教辅导学生，而是自己下班级，到学生中间辅导答疑；到做了副校长，仍然事必躬亲，到学生宿舍，广泛接触学生。他认为，如果教授高高在上，不了解学生，“教学相长”就成了一句空话，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在市场经济时代，很多教师从事第二职业，纷纷下海兼职，金锡如提倡“知识自尊”，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商品生产可以使一切都商品化，包括政治、宗教、道德和良心。但即使在商品世界中，也还应当保持一块净土来研究进化的真正含义，道德的应有境界，人文的精神品位。我认为，教育阵地、知识的阵地就应该是这样一块净土。”

对于青年教师，金锡如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重庆大学老校长、动力系吴云鹏教授赴美访学前夕，向金老告别，金老专门给他写了推荐信，请老友、生物科学教授冯云祯教授给予指导与关照。吴教授在美期间得到冯教授的亲切关怀与热心指导。回国学成之后，成为重庆大学生物科学学科带头人，并率先在重大建立生物工程学科。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当年金老的倾力举荐是分不开的。

晚年的金锡如一度半身不遂，但他非常乐观，积极恢复，每天做两个动作，一是掐手指，一是十指梳头，动作再简单不过，日积月累，竟收奇效，最终恢复了健康。金锡如不以年迈而减少对教育事业的关心，九十岁生日时所写的七绝，可以体察到他老骥伏枥的壮志：“人生九十不为奇，百岁高寿更可期。但得为民添砖瓦，夕阳亦不逊晨曦。”

回顾一生，金锡如无限感慨：“我是经历了一个从读书做官而工业救国而从戎救国而教育救国的思想历程，最终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当然，真正理解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性，那是在从教以后的漫长时日中才逐步加深认识的。”这是一位阅尽世事的老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经历了时代的风雨沧桑，他始终坚守着教育岗位，保持着教育家的本色，在三尺讲台上耕云播雨、授业解惑，为后来人竖起了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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