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三四十年间，全国政协活跃着一批特殊的加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们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来到中国，一辈子扎根中国的外国友人。他们大多工作在对外传播领域，被统称为“老专家”。作为曾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同事，我和他们中一些人有过近距离接触，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幸得到他们在业务上的谆谆教诲，至今难以忘怀。

他们当中知名度较高的是爱泼斯坦，熟悉他的人都称呼他艾培。1983年起，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他1915年出生于波兰，早年在哈尔滨、天津等地求学，后来在中国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的驻华记者。30年代与斯诺相识，1944年，他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了延安。艾培在文章中记录了他亲眼看到的场景：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老人、孩子面颊红润。他告诉家人朋友：“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二战结束后他去英国工作，后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正值中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报道中国解放区、揭露蒋介石的同时，还受邀到美国当地的大学演讲。1951年，受宋庆龄之邀，他来到中国，参加创办《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在思想大解放、对外传播事业大发展的80年代，他担任了该杂志的总编辑。他曾经撰写过多部著作，包括《人民战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西藏的变迁》《宋庆龄传》《见证中国》，为对外传播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1975年到外文出版社工作时，艾培在英文部当改稿专家。这让我有机会荣幸地领受艾培手把手的指导。我参加工作后翻译的第一篇稿件，就是交给他修改润色。等我拿回来时发现，我用老式打字机打印出来的稿件每一页都由他用红笔画成了大花脸。艾培手写的英文犹如中文草书，山花烂漫，个性突出，不熟悉还真的难以辨认。我对自己翻译的稿件被改成花脸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对艾培生花妙笔的笔迹很不熟悉。然而，辨认他字迹的过程正是字斟句酌研究他修改的一个难得机会。实在辨认不出来，我就干脆站到他的办公桌前一一请教。他对一个年轻人的打扰丝毫不反感，反而仔细解释他为什么这么修改。也就是从这篇稿件起，我们开始了30多年的工作友谊。从那时开始，他那口清脆而又厚重的美式英文像悦耳的音乐一直激励着我学习和热爱对外传播工作。

我从来没有去过西藏，但我尝过酥油茶和糌粑。那是1975年，艾培到西藏采访，为正在撰写的《西藏——不再停留在中世纪》收集素材。当时他们就住在办公大院后面的专家楼。听说他回来了，大家都到他家看望和慰问。他和夫人热情地拿出从西藏带回来的食品招待大家。在物质贫乏、消息闭塞的年代，大家喝着酥油茶，就着糌粑，一起谈论他的采访之行，现场气氛十分温馨融洽。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国内和国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书刊出版发行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低潮时期。许多人对这项事业能否存在下去，如何发展下去产生了疑问和迷茫。

艾培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对外国人思维动态的深入了解，对国家的对外新闻出版事业的坚定信念，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乃至中央反映，呼吁各方重视对外传播；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鼓励大家看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坚守岗位。对外出版图书对编者和译者要求高，出版周期长，是慢工细活，不像电视节目容易产生轰动效应，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对外出版。

我记得艾培无论大会小会都主动给从事对外图书工作的人员打气鼓劲。他说，在国外，电视节目早就很发达，但是人们仍然写书、出书、看书。他说他从国外同行那里了解到，国外电视节目都来源于图书的灵感，许多电视节目制作者是看了书后，才开始编制电视节目的。

艾培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那段时间，他先是用英文撰写了《宋庆龄传》，接着又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希望通过讲述个人的故事来展示中国的变化和发展。

艾培选择了中国，入了中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赤子之心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完成以后，打算在美国寻找一家出版社。但是90年代到本世纪初，西方一直在等待中国的垮台。与现在不同，在那时的气氛下，一本为中国发出正面声音的图书在美国很难找到出版社出版，唯一的可能是艾培修改书稿，改变对中国的评价。

艾培委托一位美国友人在当地寻找出版社。经过一番徒劳的努力后，这位美国出版界友人找到我，说明难以实现在美国出版的愿望，又不愿意让艾培失望。正好这时外文局和一家香港公司在美国合作成立了长河出版社。我请示了领导，又同我们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商量决定由我们在美国的出版社出版此书，也得到了艾培的同意。

我们在美国聘用的编辑认为，要让该书影响大，得把艾培是犹太人作为卖点之一，坚持在英文书名中加上“美国犹太人记者”的字样。艾培写书的目的在于传播中国，而不是宣传自己，一开始对此有些保留意见。其实，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一干就是数十载，蒙冤坐过监狱，当过媒体高管，是全国政协常委，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爱戴，70岁生日和80岁生日得到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的单独会见，已经说明了他充满传奇故事的一生，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然而，出版业在国际上既是高度商业化又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光凭正面故事和良知有时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在我们的鼓动下，艾培最终也无奈地接受了美国编辑的建议。果然，这本书后来得到了很好的书评，也成为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必读。

艾培是严肃的。我记得他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总是“小黄，你在忙什么工作？”（Xiao Huang, What are you working on?）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外文局主要分管对外传播报道工作，也包括外国专家的管理。此时艾培很少到办公室来，但是我常常接到他的电话。除去永远不变的“你在忙什么”之外，就是就单位的业务、队伍培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人在家中，心在工作上，多次打电话找我安排人帮他修理电脑。

艾培严肃但不失幽默。2005年，他90寿辰，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坐着轮椅出门不方便，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决定亲自登门到他家看望他。家里的地方有限，人员不能太多，但是艾培特意请来了经常给他拍照的朋友的后代，延安时期参加中国革命的医生马海德大夫的儿子、艾培同一个单位的老部下周幼马。那天在正式交谈时，艾培一直讲英文，但是向总书记介绍周幼马时，艾培一句极为浓重美国腔调的中国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在延安，我抱着他，现在他抱着我。”

说到政治素质和人品，艾培是我们的楷模。他身份特殊，渠道众多，人脉强大，但从来不用这些便利给自己谋求个人利益。如果他向上级或者中央反映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现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而许多外国人在中国革命成功前后几十年撰写了正面解读中国的著作，艾培和一些同志决定发掘这批作品的现实作用。利用和朱镕基总理会见的机会，艾培提出了把这些著作重新出版一套名为“中国之光”的丛书，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朱总理很快做出了批示，这套书不久就与读者见面了。

有一年政协换届前，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转告艾培，考虑到他的年龄，决定不再提名他担任新一届政协常委。艾培接到通知，没有二话，表示完全服从组织决定。然而，没两天，新闻报道中传来了组织决定，他继续担任政协常委。他接到通知，又爽快地去参加会了。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这么一件关乎个人工作和声望的大事，变化前后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情绪。艾培真是一位超凡脱俗的老人。

自然规律是无情的。就是这么一位令人敬佩的老人，也在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他的晚年，我们一起吃饭时，我发现他双手的自控能力在下降，看到他有时不能保证食品干净利落地入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幸亏有他夫人黄婉碧女士的细心照料。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听他说话，但又不忍心看到老年人的衰老。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医院的重病监护室。这一次，我没有听到他那句清脆而又浑厚的英语“What're you working on?”(你在忙什么工作？）

2005年，艾培在90岁高龄终于停止了他的奋斗历程。然而，他留下的敬业精神、不朽的作品，仍然在激励着中国的外宣人讲述中国的故事。所不同的是，今天人们面临一个更愿意倾听中国声音的世界。老艾如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十分欣慰的。

作者：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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