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三四十年间,全国政协活跃着一批特殊的加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们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来到中国,一辈子扎根中国的外国友人。他们大多工作在对外传播领域,被统称为“老专家”。作为曾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同事,我和他们中一些人有过近距离接触,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幸得到他们在业务上的谆谆教诲,至今难以忘怀。
陈必第1915年出生在加拿大,后在美国俄勒岗州长大,1936年来到中国进入岭南大学学习,1937年回到美国继续大学学业。1940年第二次来到中国,在天津安家,1961年开始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做改稿工作。曾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与魏璐诗的“严厉”和“倔强”不同,她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慈祥、温柔。老同志告诉我,去陈必第家,必有茶点招待。她喜欢与人交往,在还没有互联网的那个时代,她经常给各地的熟人写信,全国各地与之通信的朋友男女老幼都有。信是英文的,信封得用中文来写。当时她住在外文局大院办公楼后面的专家楼,距离办公室很近,隔一段时间她就叫我去她家帮她写信封,少时五六封,多时十几封。每次,她都冲好茶,准备好蛋糕。
她家里经常有来自海外的外国友人寄宿。在她那里,我见过好几位国际知名的记者、作家和翻译家。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她说最近休息不好,原因是她家住着一对美国人,其中夫人夜里不睡觉,有时小便也不能自理。这对夫妇跟中国交往很深,先生是一位著名记者,长期坚持正面宣传中国,虽然专业出色,但是在美国大的新闻机构找不到工作,日子过得不富裕。这次来华采访,就住在陈必第家。
我随便问了一句,那位老太太患的是什么病,陈必第说:“Alzheimer's”,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英文词,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外文说法。我建议陈必第向单位提出来,让组织帮助想办法安排一下这对老夫妇的住宿。陈必第说,他们要住一个多月,住宾馆更不方便,还是在我这里舒适一些。
她书写工整,字体大方清晰美观。看她对稿件的修改,有一种美的享受。各位老专家风格不同,陈必第属于勤于动笔的人,拿到别人的稿件通常改动较大。听说有一次,一道工作的一个美国人想捉弄她,用打字机打了一段美国大作家杰克·伦敦小说里的话,交给陈必第过目。不知其中有诈,陈必第按照习惯,在稿件上修改了一番,然后被那位同事嘲弄了一番。其实,作者写作时代不同于陈必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些修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翻译来说,要把中文翻译成地道的英文,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任务,要达到正式出版水平,离不开外国人的润色修改。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拿出的是半成品,只有经过他们的打磨,才可以成为拿给外国读者的成品。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希望陈必第对我的稿件大修大改。
与其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多年,我受益最多的是跟她一起合编了一本教授外国人中文的小册子。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华旅游的外国人逐年增多。为了帮助他们在华生活方便,领导决定编写一本简易的汉英对照口语小册子。于是,陈必第一句英文我一句中文,按照外国人来华生活经历顺序编写。这本书编写完毕准备出版时,领导问我如何署名。我表示陈必第贡献大,她应该署名,我不该署名。后来领导确定,我们都用假名,借用我们姓的谐音,以“程荒”作为该书的编者。
说到署名,陈必第作为女性坚持她的名字不用“娣”字。但是,出于习惯,有人把她的名字写成陈佩蒂,有人写成陈碧娣,更多的人写成陈必娣。一有机会,她都认真纠正。我几次想问她,为什么要坚持用“第”字,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陈必第孩子小的时候,跟她住在一起,后来陆续成家,又去了美国。随着外文局专家楼的停用,陈必第也搬到了友谊宾馆。离办公室远了,我去看她的机会也逐渐少了。直到2006年她去世前,经常托人给我口信,希望我去看她。渐渐地我感觉到了她一个人住在友谊宾馆的寂寞。当时,上级部门决定拨款给在华生活了一辈子的外裔老专家每家购买一套房子。住在友谊宾馆的大部分老专家都陆续买了房,搬走了。但是陈必第决定不买公寓房,就住在友谊宾馆。她也放弃了国家拨给的购房款。
如今,她在友谊宾馆的住所早已是人去楼空。在我的书架上还保留着和她一起编写的那本汉语简易对话手册。令人欣慰的是,出版社的同事告诉我,该书还在销售中。
作者: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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