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辉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它综合了历史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和戏剧中的诸多素材，从南宋的说书到元代杂剧，一路演变下来，最后才由施耐庵、罗贯中等小说家编撰成书。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我们今天读《水浒传》，仍然能清晰地看到说书的节奏和杂剧对白的痕迹。
《水浒传》揭示了北宋末年社会昏暗和动荡的根源，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叱咤风云、有血有肉的水浒英雄形象。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雪夜奔梁山的林冲、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开黑店做人肉馒头的孙二娘……，在中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而《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影响早已远播海外，成为世界文化的经典。
【配图：彭靖雯】
与《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一样，《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经历了从节译、编译到全译的过程。《水浒传》最早的节译本是The Adventures of a Chinese Giant（《一个英雄的故事》），1872年发表于香港出版的The China Review（《中国评论》）。译者署名只有H. S. 两个缩写字母，此公究竟何许人也已无从查考。故事中的Chinese Giant，其实就是鲁智深，讲述的是《水浒传》第三回到第八回的内容，包括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精彩片段。
1929年，美国纽约Alfred A. Knopf公司出版了英文编译本Robbers and Soldiers（《强盗与士兵》），编译者为Geoffrey Dunlop，主要讲的是《水浒传》中武松的故事，而且译者别出心裁，将原著中很多情节都移植到了武松一个人身上，属于典型的改写。
此后，又有不同版本的节译本陆续出现。中国外文局旗下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曾于1959年和1963年刊登了沙博理（Sidney Shapiro）翻译的《水浒传》第七回至第十回、第十四回和第十六回，分别讲述了林冲被逼上梁山和吴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在节译本的基础上，沙博理先生又用了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水浒传》100回本的全译，于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
《水浒传》英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有三个。第一个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1933年由纽约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
赛珍珠1892年出生在美国一个传教士家庭，刚刚四个月大即随父母来到中国镇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中文是她的“第一语言”，也成为她日后能够以更加贴近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方式从事写作和翻译的独特优势。
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甫一问世，便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学者对其译本称赞有加，但也有人批评她用中文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进行翻译，翻译家钱歌川甚至认为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简直“岂有此理”。赛珍珠在《水浒传》英译本的前言中对自己的翻译原则已经做了明确的解释：
I have translated it as literally as possible, because to me the style in Chinese is perfectly suited to the material, and my only effort has been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as much like the Chinese as I could because I should like readers who do not know that language to have at least the illusion that they are reading an original work.
赛珍珠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自己的翻译理念，也就是按照字面意思逐字逐句进行翻译。在她看来，《水浒传》中文的风格与故事内容完美匹配，译者只要让译文更像中文的风格就好了，因为她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能够有读原著的感觉。
尽管毁誉参半，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1937年、1948年、1957年、1968年多次再版，最近一次再版是2010年Moyer Bell出版的一卷本。赛珍珠译本的多次再版足以说明其在西方世界受欢迎的程度。
第二个是沙博理的《水浒传》100回的译本Outlaws of the Marsh。沙博理1915年出生在纽约，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二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退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1947年，沙博理来到中国，与中共地下党员、著名话剧演员凤子相遇并结为连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To love a Phoenix, to love a Dragon”，爱上了凤凰，也爱上了龙；爱上了凤子，也爱上了中国。1949年10月1日，沙博理与妻子一起受邀坐在观礼台亲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人海之中，我能感觉到激动的情绪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国籍，他自豪地称自己是“华籍美人”。
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加入外文局，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人生。1952年，他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在美国纽约出版。此后，老舍的《月牙儿》、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以及《平原烈火》《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小城春秋》等红色作品，共计198种译作，从沙老笔下奔涌而出，而上世纪70年代翻译的《水浒传》，无疑是他翻译生涯中的巅峰。
沙博理翻译《水浒传》始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是为外文局旗下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翻译《水浒传》的节选，到了70年代，才着手100回本的全文翻译。
One accidental good which came to me ou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that since few writers dared touch pen to paper and no outstanding novels had appeared, I was asked whether I would be willing to translate the famous classic Outlaws of the Marsh. I delightedly agreed.
因为当时正是在“文革”期间，没几个作者敢于动笔写作，优秀的作品更是少见，这时候，翻译《水浒传》的机会来了，沙博理当然乐于接受。
沙博理在翻译小说书名时颇费了一番脑筋。沙博理认为，“水浒传”不能直译为Marsh Chronicles（水浒纪事），书名应当吸引读者，于是翻译为Heroes of the Marsh（草莽英雄）。江青听说后，很不高兴。在当时“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气氛中，带领梁山好汉接受朝廷招安的起义军的首领宋江就是个“叛徒”，怎么能是“英雄”呢？沙博理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与这些“超级革命”的激进人士较真儿，于是，他与江青派来的人有了这样一番有趣的对话：
沙博理说：“您不喜欢‘heroes’，改成‘outlaws’怎么样？就是无法无天的人。”
“无法无天的人？盗匪那样的？”对方问道。
“不错，盗匪是无法无天的。”沙博理说。
“那么，好吧。”对方同意了。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沙博理后来在回忆录中说：“Fortunately the English of the Gang of Four was as weak as their comprehension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They didn't know that 'outlaw' is a 'good' word in common English usage, that its main connotation is a folk hero who stands up against unjust persecution of the ordinary people by the establishment. （好在‘四人帮’一伙人的英文水平和他们的历史知识一样糟糕，他们不知道，‘outlaw’在英语惯常用法里是褒义词，其主要含义是指那些挺身而出、反抗当权者迫害普通百姓的民间英雄。）”今天回看这些故事，已成笑谈，但当年沙博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翻译《水浒传》，所冒的风险和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沙博理的《水浒传》译本出版之后，众多专业人士对沙博理的译本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中国的专家白之（Cyril Birch）在《威尔逊季刊》撰文指出：“赛珍珠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把《水浒传》大部分呈现给了西方读者，而沙博理的译本体现出三重进步：他娴熟掌握中文，就使得他的译文更加准确；他直截了当的英文表达比赛珍珠的仿中式英语更为优雅；他根据的是原著较早的版本因而翻译更完整……这是一部中世纪的绿林好汉故事，确有其人其事，此乃先天优势。”
沙博理译作等身，成就斐然，于2010年和2011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第三个也是最新的一个译本，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由登特-杨父子（John and Alex Dent-Young）翻译，于1994年至2002年间分五卷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父亲约翰·登特-杨是英国著名翻译家，毕业于剑桥大学，通晓多种语言。他的夫人出生在上海，自童年开始就特别喜欢《水浒传》，这一爱好随着两人的结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了约翰·登特-杨。机缘巧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希望约翰·登特-杨为一部文学选集翻译《水浒传》的几个章节，谁料想约翰·登特-杨一发不可收拾，夫妻联袂，父子接力，将120回全本译出。
... so when it was suggested (by John Minford and Sean Golden) I might like to produce an English version of one or two chapters for an anthology, I enjoyed taking up the challenge. My respect for and enjoyment of the Shuihu grew continually as I worked and the few chapters, almost accidentally, turned into the full one hundred and twenty.
在给翻译家汪榕培的信中，约翰·登特-杨表达了自己的翻译理念：
The translation had the specific aim of introducing this Chinese classic to a new audience. I mainly wanted to produce an English version which did not sound too obviously like translation and which was reasonably modern without being glaringly anachronistic.
约翰·登特-杨认为，自己翻译《水浒传》的目的就是把这部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介绍给一个新的读者群体。他希望自己的译文没有太多的翻译痕迹，有一定的现代感但又不至于时空错位。很明显，这一翻译理念与赛珍珠截然相反。登特-杨希望自己的翻译“不那么像翻译”（did not sound too obviously like translation)，而赛珍珠则努力让译文“更像中文”（to make the translation as much like the Chinese），让读者“有读原著的感觉”（have at least the illusion that they are reading an original work）。
出于兴趣和对前辈大师的景仰，我搜罗了赛珍珠、沙博理和登特-杨父子的三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英译本，时常翻阅。几位翻译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选择的《水浒传》版本不同，翻译的理念和标准不同，但他们在跨文化转换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语言功力和文化功底，令我钦佩不已。读书过程中偶有感触，便随手记录，希望与热爱翻译的同行分享。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翻译的“知之者”“好之者”和“乐之者”越多，中国文化就会在全世界获得越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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