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资料图] |
四、笔战鼙鼓动地起
1927年,梁实秋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了新月书店。“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梁实秋在文坛牛刀小试,颇多斩获,他撰写了多篇论文,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呼唤民主自由。新月派同人大都持有这样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此文正是让他在大陆背负恶名,带上一顶走狗帽子的原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平心而论,该文用词不当论点也比较片面。此文一出,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受到了不少文人的攻击。首先发难的是冯乃超,他发表了《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批驳,率先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读到这篇文章,梁实秋立即写出《“资本家的走狗”》予以反驳:“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
根据宋益乔先生的《梁实秋传》,鲁迅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冯雪峰《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它一点。’……高兴得笑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不足。’”
鲁迅亲自出马,写出《丧家的资本主义的乏走狗》一文,将梁实秋定性为“资本主义的走狗”,他在文中批评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於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这篇文章犀利辛辣火力甚猛,对梁实秋伤害很大,这也是鲁迅的一贯文风。因此梁对鲁迅一直耿耿于怀,到了晚年还写了《关于鲁迅》一文,对鲁迅予以盖棺论定: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批评英国人巢塞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毋庸讳言,梁对鲁迅的评价也有失公允,正如俗语所说:相打无好手,相骂无好口。
想必是误解太深的缘故吧。而且两人从此天南地北,再无机会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梁实秋是一位爱国的文人雅士,这一点毋庸置疑。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梁实秋内心沉痛无比,他泪流满面,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为此他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渝,但在重庆期间,他却引起了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他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上写了这么一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篇小小的编者按引发了激烈的反弹,很多人批评他不爱国,反对抗战,还有人质问他说:“抗战时期的一切都与抗战有关,你梁实秋说某些文章可以‘与抗战无关’,是何居心?”
“与抗战无关论”让梁实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40年,梁实秋本来想随国民政府参议员代表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回电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实秋只得打消访延的念头。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梁实秋称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给梁实秋戴上一顶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帽子,久久得不到改正,毕竟是梁先生生平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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