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资料图] |
五、雅舍美文长留香
重庆1937年抗战爆发,梁实秋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遂写下遗嘱,匆匆逃离北京,远走四川,妻儿还留在北平,一别就是六年。劳燕分飞,离别是痛苦的,对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业抵万金”的警句,有了更深的体会。梁实秋写道:
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好避免。一个朋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赏识那种心情。
1938年夏,梁实秋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了陪都重庆,几经周折,选中了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座瓦房,取名“雅舍”,其实不过是几间标准的四川乡下的竹篱茅屋,“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他曾写道:“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正因如此,梁实秋的著作多冠名“雅舍”二字,如《雅舍小品》、《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等。梁先生的“雅舍体”小品有如下特点:
1、题材上,紧贴生活琐事,他写过《音乐》《衣裳》《旅行》 《握手》《洗澡》《下棋》《写字》《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病》《穷》《懒》《馋》等一看就知道是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散文。他认为日常生活最能反映人性:“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他所写的均是身边琐事,反映普遍人性且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小题材。
2、文风简洁明畅。他认为,“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 “文字而掷地作金石声,固非易事,但是要做到言中有物,不令人觉得淡而无味,却是不难做到的。少说废话,这便是秘诀,和汤里多加萝卜少加水是一个道理。”(《萝卜汤的启示》)
3、行文妙趣横生。他说:“所谓幽默作家, 其人必定博学多识, 而又悲天悯人, 洞悉人情世故, 自然的谈吐珠玑, 令人解颐……幽默的精义在于其中所含的道理, 而不在于舞文弄墨博人一粲。”试看如下几则。他写诗人:“富有理趣诗人没有常光顾理发店的,他的头发作飞蓬状,作狮子狗状,作艺术家状。他如果是穿中装的,一定像是算命瞎子,两脚泥; 他如果是穿西装的,一定像是卖毛毯子的白俄,一身灰。……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曾和一个诗人比邻,有一次同出远游,诗人没有带牙刷,据云留在家里为太太使用,问之曰:“你们原来共用一把么?”诗人大惊曰:“难道你们是各用一把么?”他称打麻将为“上肢运动”、“蛙式游泳”他说女人多变:“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别针位置也常变,午前在领扣上,午后就许移到了头发上”。“外国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鸡毛,可以是半只铁锅,或者是一个畚箕”。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脍炙人口,好评如潮。朱光潜说雅舍小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之上。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吧。
六、豁达幽默趣事多
梁实秋是性情中人,从他的待人处世中即可洞悉其文化素养和人生境界。
1、深爱传统文化。在很多人眼里,梁实秋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样的印象可能来自他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风度与作派。但骨子里,梁实秋却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结的人。他从美国求学归来立即用起了毛笔,只有写英文时才用钢笔。在家里,梁实秋和家人、儿女从来不说英语,而是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的着装也很中国化,永远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教书上课时,口操英语,衣着长袍马褂,叠裆裤子还要扎上绑腿,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他深爱中华传统文化,经常表白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结晶。”
2、对“吃”情有独钟。早在就读清华时,梁实秋就创下一顿饭吃十二个馒头、三碗炸酱面的纪录。京城的哪条胡同有什么名吃食、哪家馆子里有什么风味菜,梁实秋几乎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还常给人说自己最羡慕长颈鹿,有那么长的一段脖颈,想象食物通过长长的颈子慢慢咽下去时“一定很舒服”。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中,描写了许多京城美食中的杰作,有全聚德、便宜坊的烤鸭;正阳楼的烤肉宛、烤肉季的烤羊肉;厚德福的铁锅蛋、瓦块鱼、核桃腰;玉华台的水晶虾、汤包、甜汤核桃酪;致美斋的锅烧鸡、煎馄饨、爆双脆、爆肚;东兴楼的芙蓉鸡片、虾籽烧冬笋;忠信堂的油爆、盐焗虾等等,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在《雅舍谈吃》中,梁实秋还描写了许多具有地方风味的菜肴,从春华楼的火腿煨冬笋、松鼠黄鱼,到砂锅居的白肉、中兴楼的咖喱鸡;从淮扬菜馆的狮子头、红烧大乌,粤菜馆的红烧鲍脯、鱼翅、芙蓉干贝,到闽菜馆的佛跳墙、红糟鱼肉,鄂菜馆的炝青蛤、蓑衣丸子,还有江浙菜馆的爆鳝和过桥面等等,梁实秋都娓娓道来,如树家珍,煞似一位身怀绝技的烹调高手。
3、为人豁达、风趣幽默。为了劝客人多吃菜,梁实秋总是说要看看盛菜的盆碟是哪里生产的——只有底朝天,才能见到盆底的出厂标志。有一回,梁实秋在台北坐计程车,司机问他:“您高寿啦?”他答:“还小呢,才八十。”有一回,梁实秋宴请亲朋于台北渔家庄餐馆。酒菜都齐了,而米饭却迟迟未见送来。梁实秋问服务员:“怎么饭还不来?是不是稻子还没有收割?”恰巧到一位懂幽默的服务员,从容答道:“还没插秧呢!”
抗战结束后,梁实秋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内战烽烟又起,而且愈燃愈烈,1948年底,战局已见分晓。梁实秋决定南下。他带着女儿文蔷,儿子文骐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程季淑留在北京负责善后,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梁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梁氏父子三人进退维谷。程季淑急电,嘱他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梁实秋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程季淑也登上了飞机,成了那时北京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一家人在广州重新团聚,打算逃亡台湾。梁实秋的大女儿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他们一起走。儿子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一家人天各一方、音讯全无地分隔了几十年!
1949年,带着几箱书籍、衣物,梁实秋和妻女到达台湾。到台不久,梁便接受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担任教授。因为曾经反对国民党,台湾当局对他并不放心。有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梁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进屋翻阅梁实秋的文稿和书籍,看看他是否有“思想问题”。梁实秋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当局却一直对他怀有戒心。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反映机智,提出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谈话批评过他,并拒绝邀请他访问延安才得以顺利过关。他译了一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马库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误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Karl Marx)而惹上麻烦,纠缠多时才得以澄清真相,这种荒唐事儿,真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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