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科·邱 HeikoKhoo (英国）
本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供给侧改革”成为了反复强调的亮点。一般来说，供给侧改革指的是通过私有化、降低工资、权力下放、税费减免、福利消减、技能改善等手段，减少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推动自由市场的发展。不过很显然，“私有化”、工资福利的削减并未列入中国供给侧改革进程中。
相反，中国更希望通过放松管制、精简政府机构、淘汰过剩产能、提高生产力，推动特定行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提高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鼓励创业、改善生产方式，来增加资金供给，提高劳动者素质。
2015年7月，中国股市遭遇巨震，政府频频出手救市。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主要国有企业和政府领导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股市崩盘，从而避免了股市乱局波及整体经济运行。
与欧债危机和美国2008年次债危机相比，中国为稳定市场采取的政策十分成功。但要想保证经济发展平稳有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需要把握一定的尺度。
伟大的革命家陈云最早提出，中国其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确，自由市场仿佛湍急的河流，无休止的将一切冲入下游，当然也会遭遇险滩和礁石。而“过河”则是希望抵达美好的彼岸——通过计划清晰、目标明确的步骤措施，建立一个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国有企业和银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根基。为了获得授权进入市场，国内和境外“资本家”往往引诱着国企高管走向了腐败。因此，习近平主席大刀阔斧的反腐倡廉其实是与国企改革紧密相连的。不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国企反腐的关键是要像私企一样，建立激励性结构。不过，中国的现实却恰恰相反。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要降低国企高管的工资收入。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人社部有关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建议，决定国企高管的基本薪酬将参照相同行政级别的公务员工资标准制定，基本工资不得超过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倍。加上奖金津贴等契约激励，总收入最好不要超过企业在岗职工工资的五倍。
中国计划实现2020年GDP和生活标准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有规划的城市化进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推动力，并将成为“十三五”（2016-2020）发展的主旋律。目前，中国的政策是要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4年的35.9%提升到2020年的45%。
中国楼市疯涨的背后存在两大主因：首先，地方政府为增加收入，将土地租赁给房地产商；其次，投资性购房是主流，而非自住。在过去的十年，这两大主因引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热”，投机性投资和其他违法投资更为疯涨的楼市火上浇油。为使楼市降温，“十二五”期间中国投资建设、改造了3600万套住房，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以促进城市化进程。然而，数以百万计政府计划外的住房，依然处于空置状态。政府可以通过向空置房征收高赋税，迫使业主将房屋租给外地务工人员，或者低价卖出，从而将过剩的房屋库存转变为一大资产，用于改善群众的生活环境。
工业方面，利润降低、产能过剩意味着一些企业不得不停产、合并或重组。2015年，中国政府采取刺激性手段，允许私人投资进入国有资本主导部门，促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但随着私人投资在国企中参与度水涨船高，有关部门也应对此保持谨慎，防止私人资本掌握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出现纰漏，从而随波逐流坠入凶险的市场大潮当中。所以，尽管国家放宽私人投资机会，促进大众创业，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作用并不会减小。
提高教育水平、提升劳动力技能、鼓励创新和技术升级也是十分关键的。数以亿计的城市移民和他们的孩子理应成为这一过程的受益者。当他们搬进城市、搬进体面的住房，这些城市移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会产生质的飞跃。教育的普及、国家管理和城市生活中的民主参与，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文根基。（译者：郭翊明）
（作者Heiko Khoo系伦敦知名的公共演说家、历史学家和意见领袖，目前在伦敦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原文链接：China's supply-side）
|
|
|
|
高见泽学（高見澤学 日本）
◆ 日益复杂的经济运营
纵观今日之世界，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民众意识的增强，世界在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上都不断拉近，全球化不断进展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更加文明的生活。另一方面，国际政治日益复杂多变，更加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发明，各地内战和恐怖袭击不断。经济层面也是如此，在享受更加富裕的生活的同时，仍然有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经济体制的复杂程度越高，矛盾就会越发尖锐。
中国也同样无法摆脱这一命题。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借力海外资金和科学技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大气污染和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不同地区和不同民众间收入差距扩大，人口过密过疏以及机动车社会带来的城市病现象在各地开始蔓延。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展，股票、债券、汇率等金融方面的波动造成的影响更甚以往，给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国家对掌握经济运营难度不断增高的背景下，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总体来看今后经济运营的基本方向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政策基本保持一致。中国正处于从过去的高速增长期向稳定增长转变的过渡时期，必须从中长期以及宏观角度出发制定政策。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观点
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即今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上，党的“十三五”规划就提出要将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基于上述方针进行了讨论。
一直以来，通过国家主导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满足人口红利衍生的内需，由国家确定方针计划并通过财政手段筹措资金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但是，粗放型经济发展势头已经日渐式微，并留下了诸多矛盾。为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通过质的提高谋求经济发展。这也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大问题，而且发达国家已经在这一问题上走了不少弯路。也正因如此，世界经济才会持续低迷，并且完全看不到好转的迹象。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为实现总需求的适当扩大和供给面的结构改革，首先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五大政策。但是，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大环境下，国家层面所能做的事情终归还是有限。
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特别重视的就是如何将民间的活力运用到实体经济中。财政金融方面的宏观政策、对新兴行业的鼓励政策、社会保障相关政策等由政府实施的政策效果是否有效，一般都能直观体现。而完善市场环境以及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的政策则不易实施，且效果也难以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为了利用市场原理将经济引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是其中的关键。这也是实现新常态的第一步。
◆ 循环与发展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万物皆有循环。人类生于地球、长于地球，自然也无法离开大自然生存。人类的经济活动同样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因此，就出现了“循环经济”这一概念。如果经济无法实现循环，人类生活也就无法持续。
当然，在循环的同时，不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可持续发展”。单纯只有循环的话，只是简单的重复，没有任何吸引力和魅力。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即在保持一定程度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质的提高，从方向性来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中国已经通过高速经济发展，实现了“温饱社会”，今后需要面对的课题就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解决生产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拉大、城市病这一系列矛盾，就无法实现“小康社会”这一下一阶段的目标。
◆ 现代经济学的矛与盾
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出现，本身就是现代经济学中“追求最大利益化”和“效率优先”这一根本矛盾的真实体现。对于企业来说，用于改善环境的成本支出是纯减法，不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但是企业也明白，考虑到用于防治污染和赔偿受害居民的费用，成本反而会更高。尽管如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往往会被忽视。
如果最大利益不是仅仅用货币这一数字来进行衡量，而是用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来表示的话，现代经济学的矛盾自然就会迎刃而解。能否解决这一难题，这也是对今后中国经济政策实施的最大期待之处。
（作者系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副所长；本稿仅代表笔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所属单位的看法和观点。）
（原文链接：国民の幸福感と満足度が現代経済学の矛盾を解決）
|
|
|
|
罗思义 John Ross （英国）
中国政府近期围绕经济发展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提出十三五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二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项决策非常好。中国之前把重点放在需求侧，但不管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这里面都存在问题。如果把重点放到供给侧，决策者就要精确计算实现6.5%的经济增长需要多少投入，然后就可以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
要想从供给侧分析经济，有两大基础理论体系：
• 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这是西方经济学框架内的基础理论模型，通过资产、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效率来分析供给。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通过资本、劳动力和剩余价值来分析经济。
就中国目前需求来看，索罗模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供给问题上方法近似，可以合二为一进行讨论。
经济数据显示，供给侧的投入产出权重不同。要想计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多少供给，我们不只要做简单加减，还要考虑加权。既然中国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我们就要以全球目前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作为标杆来进行分析，看看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还需要制定哪些政策。
下图显示了美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各大要素，接下来我将按照重要性依次进行分析。
美国有两大资本投入。一是中间产品，指指的是一个经济部门的产品（或服务）是另一个经济部门的投入。举例来说，方向盘作为汽车零部件是汽车行业的一种投入。所以从财务角度看，中间产品其实就是一种可以流通的资本。在美国，中间产品增长代表劳动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这是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要素，贡献率高达52%。
美国第二大资本投入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4%。
在美国，还有15%的经济增长来自劳动力提高，包括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受教育培训程度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效率指科技、企业管理等无形要素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有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中间产品产量的提高。如前文所述，要想推动中间产品产量增长，就要进一步细化分工，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但是，中国现阶段基础设施缺失，运输、交通、生产协作、市场细分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国内劳动分工远达不到美国的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分工不仅局限于本国，也涉及全球。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占中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从9.7%一路攀升，在2006年达到64.8%，这表明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国际分工。但到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1.5%，国际分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滑，所以重振国际贸易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非常重要。
现在再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大要素。中国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只有3199美元，和美国人均10017美元相比差距非常大。
在劳动力方面，由于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人口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增长，而且未来还会下跌。与此相对，美国劳动力人口则一直保持年均3%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中国新实行的“普遍二孩”政策将会改善劳动力结构，但是眼下只能靠延长退休年龄暂解燃眉之急。
在劳动力素质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能够达到中学水平，但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有压倒性优势——美国中学毕业五年内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进修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倍。
在全要素生产效率方面，以2009年到2014年的年均数据来看，美国是0.6%，中国是0.8%，比全球平均0.1%的负增长都要好很多。但可惜的是，前面数据已经显示，全要素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
分析以上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后不难得出结论：如果中国想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就必须改善劳动分工、提振国际贸易、提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要想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就必须大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编译：陈霞）
（作者John Ross系中国网专栏作家、知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前英国伦敦金融与贸易署署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