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8月10日在京开幕。来自中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30多位汉学家、翻译家参加会议。以下是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研讨会上的演讲。

        当今，外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了解中国，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在座的汉学家成为了中国文学外译从而得以传播的桥梁。

        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外国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想深入地了解中国，所以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任务也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繁重。

        我最近请教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中国学者，还有没有重要的美国文学作品没有翻译成中文，有没有知名的美国文学家还没有介绍给中国读者。得到的回答是几乎没有。相反，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之路还很漫长。这里固然有中国曾经闭关锁国的原因，也有中国和西方文学交流曾经一度中断的因素，也还有一些西方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习惯阅读英文原著，而不太青睐外国译作的缘故。但是，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上缺乏一支强大的中译外的文学翻译队伍。

        翻译界都知道，相对时政、经济、科技类文献，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度大，对译者水平要求高。如果对所翻译的外国作品的语言，特别是文化背景没有深入的了解和相当深入的生活经历，自己母语缺乏文学造诣，很难把握翻译这项任务。我们也都知道，把母语翻译成外语远比把外语翻译成母语要难。因此，把外语翻译成母语才是职业翻译的本职任务。可是，面对茫茫大千世界，多少年来汉学家可谓凤毛麟角。这样，中国文学的外译和出版就曾经一度落到了中国人头上，中国译者明明知道任务艰巨，但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勉为其难，义无反顾又惶惶不安地从事中译外。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从古典名著到当代创作，被中国译者呈现给了国外读者。

        如今，就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这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被外国译者选中，翻译成外国文字，在国外发表。

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译者的作品。这是文学传播的进步。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座的汉学家都有众多作品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我们向你们衷心地祝贺和真诚地致意。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对那些敢于迎着重重困难，默默无闻地从事中译外的中国同行们表示敬意。

        其实，汉学家人数少也是不难理解的。首先，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就不多。即使在今天，不少人说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学习汉语热，但是学汉语的外国人远没有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数多。学汉语的人数少，有许多概念上和现实的原因。会英语可以走遍世界；会法语、西语不仅在欧洲可以交流，就是亚非拉也有市场；会阿拉伯语，可以在22个国家畅通无阻；会俄语，至少还能在东欧和中亚地区与人交谈。然而，多少年来，汉语为官方语言的只有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除了亚洲一些地区，汉语只能在唐人街流通。

        其次，学习汉语的人员当中不是都能成为汉学家的。学会汉语，可以从事外交，也可以做生意。那些工作往往对语言的要求相对宽容一些。文学翻译则不然。要想翻译好中国文学，除去文学本身，对中国的哲学、历史、艺术、民族、民俗和方言都需要有较深的研究。如果说，一般情况下，翻译是不同国家人们交往的媒介，那么文学翻译，就是人类心灵沟通的工具。

        既然文学翻译难度这么大，要求这么高，怎么才能做好呢？恐怕每一位翻译都有自己的体会。根据我个人从事翻译得到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最好组成一个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翻译搭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成就卓著，原因之一是他和他的英国夫人组成了最佳拍档。我记得他夫人戴乃迭曾经讲过，他们在翻译民族文学《阿诗玛》时，她把阿诗玛的名字没有按照一般翻译规律写成汉语拼音Ashima，因为这样英国人读起来拗口，不方便，会影响对故事内容的欣赏。她改成了Ashma。别看一个字母之差，如果不是一个英语为母语的翻译，很难想到这一点。想不到，就必然影响读者欣赏作品了。

        事实上，中国自己出版的四大名著无一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完成的。《西游记》的翻译是英国汉学家詹纳尔，但是他每完成一章，都由擅长中译外的汤伯文先生核定。《水浒传》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沙博理翻译的，但也是在汤伯文先生的配合下，才完成全书翻译和出版工作的。《三国演义》的译者是美国汉学家罗穆士，他研究《三国》，上课讲授的课程也是围绕《三国》，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即使如此，他的翻译也得到了一位中国老翻译的帮助。

        我的体会是，对于中国译者，与外国翻译或者编辑合作，不仅是一个较好的工作流程，更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我曾经多次跟外国译者或者编辑合作，完成过两卷本的《中国获奖小说选》英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去年又参与了《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八卷当中两卷的翻译和核定。其中一卷是几位作者写作的涉及当今人们情感生活的作品。编辑给这本书定的书名是《有些人你不必等――情感生活卷》。一开始，把情感翻译成，但是外国编辑，同时也是一位译者，和我反复阅读和品味作品，我们发现所收集的故事不都是讲爱情的，更多的是写了爱情的破裂。翻译成不全面，翻译成过于直白，缺乏文学色彩，也不合适。最后，我们确定用longing这个词，不管婚姻成功或者破裂，这个词反映了人们对情感生活的一种期盼。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对字的转换，而是一种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为背景的跨文化交流，看似是在翻译文字，实质上是在翻译文化。我们所从事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也是我们努力把握作者原意和向外国同行学习的难得过程。这种工作虽然难度大，但是其乐无穷。

        (来源: 中国网，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