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 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这段历史?
Ten years: remembering SARS

 
Comment(s)打印 E-mail 南方日报  201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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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的暴发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件大事,跟“西班牙流感”一样会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

非典的暴发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件大事,跟“西班牙流感”一样会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

2003年的春天,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曾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十年过去了,曾经惊心动魄的场景已经远去,甚至被淡忘。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这段历史?

请不要忘记那些逝去、伤残的生命。抗非烈士、中山二院司机范信德的遗孀说,清明扫墓,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范信德是谁,希望把他的事迹补刻在墓碑上。逝者已矣,病患的心灵创伤和肢体残疾仍需抚慰。北京一批非典后遗症患者呼吁成立专项关怀基金,钟南山院士赞成这一建议,说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请不要忘记那些曾经的温暖和感动。白衣天使的前赴后继、媒体记者的追寻真相、亲友的惦记担忧、陌生人的鼓励祝福,还有那些非典时期猝不及防的爱情,都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心灵。这些精神遗产,都是今天依然需要的正能量。

请不要停下前行的步伐。非典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的公开、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乃至我们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更让尊重生命、尊重科学、尊重常识、尊重权利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中国梦”的重要基石。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作为非典十周年报道的收官之作,记者采访了广东医学界、文化界、媒体界的三位亲历者代表。十年过去了,非典仍然是他们心中深刻的烙印,他们仍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奔跑,用行动在纪念这段历史。

非典来源至今仍是谜

回顾十年,何剑峰感慨地说,疾控体系、民众沟通体系和百姓认知均全面升级,不过非典来源至今仍是谜。对于近日媒体报道的“果子狸含冤10年,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凶”,他说这是2005年有关学者就发表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

2003年1月,何剑峰和同事们赶到中山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后,通宵写下《关于中山市2003年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局部暴发调查初步报告》,这份报告成为世界第一份非典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当年的年轻专家何剑峰如今已是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在防控禽流感、甲流、手足口病等重大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何剑峰:

非典来源研究难度大

南方日报:最近,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果子狸含冤10年,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凶》,援引“十年来潜心研究非典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的说法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名叫“中华菊头蝠”的蝙蝠。您怎么看?非典病毒到底来自哪里?

何剑峰:这不是新的研究成果。2005年9月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研究小组怀疑野生蝙蝠才是SARS病毒的源头宿主,此研究成果发表在9月27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和动物研究所张树义研究员等科学家联合澳大利亚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将SARS病毒溯源集中在蝙蝠身上,这个发现刊登在2005年9月的《科学》杂志上。但对于这个研究成果,学术界没有定论。蝙蝠身上携带的SARS病毒与人体的病毒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而果子狸携带的病毒同源性高很多,有可能是从蝙蝠传到果子狸身上,发生了变异再传给人,但缺乏充分的证据。

我认为,病毒源头研究一定要有客观证据,不能只是假设。目前较多人认为,病毒来自野生动物市场,或是果子狸、猫、蛇、山猪、黄猄、兔、山鸡等,也可能包括蝙蝠。不过具体是什么还没查清楚,所以我们还不清楚非典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消失。

南方日报:研究难度为什么这么大?

何剑峰:这涉及病毒与宿主的关系,两者是共存的。如果宿主是人,前提是必须先让人活着,可以生病但不能死,因为一旦人死了,病毒也就死了,病毒消失了就没有现场,它们一旦“不表演”,研究者就很难找到规律。而非典致死率很高,达到了10%,若不救治病死率则更高,这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南方日报:能否这样理解,目前活病毒研究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

何剑峰:是的。除了宿主问题,我们对保存这种病毒的实验室要求很高,需要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简称P3实验室,符合条件的很少,国内只有一两家。再加上从生物安全角度考虑,活病毒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南方日报:是否还有别的研究途径?

何剑峰:其实SARS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目前关于SARS的研究文章都是从基因、蛋白质结构、酶的调节等角度出发的。但这些年,没有再发现SARS疫情,所以有关研究推进难度很大,需要全球科学界一起继续努力。

非典推进信息公开

南方日报:非典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推动了信息公开,特别是传染病疫情的透明公开。

何剑峰:2003年春节放假后,2月11日广东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非典信息。广东当时信息公开的决心很大,公布的305例感染病例与我电脑里的数据一致,没有隐瞒。非典之后,信息公开条例出台,这是一个进步。

当然,非典的启示还不止信息公开,还包括扭转了政府的认识,所以非典后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上的投入很大,涵盖仪器设备等硬件的购买,还有专业人才的培训。专业人士对传染病的关注度也得到了提高。此外,公众的认识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南方日报:您觉得目前疫情的信息公开做得如何?

何剑峰:现在在疫情发布上已非常透明,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信息不仅有月报告,也有不定期的报告。

南方日报:我们还有哪些不足?

何剑峰:我想讲一件事。2003年7月,我去香港参加卫生防务中心流行病培训,就对香港的信息公开印象深刻。香港卫生署的曾浩辉博士5时刚接到一个登革热的病例报告,5时30分就要接受媒体采访。我想,这么快?我相信香港的今天会成为我们的明天。

如何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地与公众沟通也十分重要。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公开信息,更重要的是在每一种传染病进入高峰期前及时提醒,若有大疫情到来,更要迅速发布权威信息,稳定民心;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也应培养应对疫情的健康心理、合适态度以及正确行为。比如,广东人吃野味是传统,但会带来病毒,我们平常就要宣传不要吃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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