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癌症高发：每7到8人中就1人死于癌症
China's cancer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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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
李静和安阳妈妈明确分工。安阳妈妈负责24小时陪护，李静则凭借稀疏的人脉，不断找关系，变更定点医院，预约核磁共振，各处央求收治病人，咨询社保办理手续……
李静不在时，安阳常常跟母亲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路，母亲听着难过，“一个人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说明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生命了”。
可只要李静在身边，安阳从来不提这些。
手术结束，并不乐观，安阳脑中的肿瘤将近8厘米，拳头一样大，四级，随时可能复发。恢复过程也比正常情况差，别的病友能坐起来，安阳还在卧床；别人都能在走廊里溜达了，安阳还在发烧40度，因此做了三次腰穿。术后，脑中出现了出血点。
焦躁、不安而敏感，充斥了每个人的内心。
为了求得一点保证，李静每天追着医生问：手术算成功吗？以后怎么治疗？医生从未正面回答，咨询了很多人，得到的答复大多是：病因太多了，很难说清；得这个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治愈率更不好说。
李静只好依靠网络，一篇篇地翻帖子，靠了解其他人的病情发展，自己制造一丝缥缈的安全感。
安阳的妈妈却从不像她这般。她只是呆在儿子病床旁，默默地守护。事后她说，每天医生查房，走到别人身边，都不断夸赞，“手术太成功了，全都切干净了，没问题！”可走到安阳床前，只是简单地说，“还挺好的”。
苏醒之后，安阳再也没用过手机，没上过网，也从来不主动问自己的情况，但只要李静跟医生或母亲在病房外小声说话，他立刻直起身子，小心翼翼地听着。
“我猜，他那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想知道自己的病情，一方面又不敢知道。”李静说。
出院后，安阳恢复得依旧很慢，开始有腰腿疼痛的症状，每天情绪反复，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激动得大哭大嚷，一转身，又开始积极地锻炼起身体来。
有一天，安阳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问李静，“跳下去的过程会不会很疼，是摔死的还是吓死的？”
李静听得心惊，再也不敢让安阳单独在家，她把自己的妈妈也接来北京，三个人轮番陪着他。
手术后需要每天往头部注射甘露醇针以便降颅压，但为了防止对血管造成刺激，针要打得很快，安阳不停地喊：“疼，不打了”，李静于是骗他，已经调慢了，安阳才觉得舒服。
就这样，三个人把他当成任性的孩子，顺着他，骗着他，只求时间熬得不会太艰难。
手术后，安阳要做核磁共振、放化疗，按照医院程序，排10天才能排上，李静费尽周折找关系，很快排上了，还特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开了房间，方便治疗。但万事俱备，安阳就是不肯治疗，李静一下子崩溃了，“我在尽最大努力帮你治疗，你怎么还不理解我！”
“我们都没有对癌症做好准备，他抗拒，我也抗拒，”李静如今回想，“其实改变不了结果，仍可以修正很多细节，让最后的时间过得更舒服。”
绝境
面对癌症，大多数家庭走着同样的路：手术，花掉数万元；化疗，花掉数十万元；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
很多癌症家属是在亲人离去之后，才开始慢慢反思，自己对癌症并不了解，往往在治疗上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因为在医疗保险申请中出现困难，李静把自己的困境发到了网上，不仅筹集到了一些医药费，也让李静结识了很多同病相怜的人。这些人给了李静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尽可能地让安阳减少面对亲友的探望。
于是，李静帮未婚夫挡住了很多“应酬”，一家人安安静静地度过。
但没人能够阻挡死亡的逼近。
手术的后遗症之一，是安阳一天之内几次三番地发生癫痫。安阳身高一米八三，体重150多斤，每次犯癫痫，瘦弱的李静和母亲根本控制不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地口吐白沫、抽搐，最多是把勺子放在他嘴里，怕他咬到舌头，失血过多。
在急救中心打过镇静剂后，安阳又变得像个弱智的孩子，他认不出李静，对她叫别人的名字。“我最爱的这个人不认识我了。”李静完全不能接受，“他是一个那么聪明的IT工程师，一下子变成这样。”
但“悲痛中也不会没有小岛”，安阳不再思考死亡，每天特别开心。
安阳爱吃山竹，李静每天买两三斤，安阳不停地吃，看见他笑得爽朗，李静也开心，变着法地给他做好吃的，只要安阳状态好，全家人都手舞足蹈，不去想这种病的平均生存周期，不去想下个月会怎么样，只想守着这简简单单的一天。
有一天，李静回家推开门，看到安阳坐在客厅里守着NBA看得出神，一下子哭了，“那时候才知道医生说的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是什么意思，因为除了好吃的，也没办法给他更好的享受了”。
李静终于下了决心，不再去医院了。医生虽没明说，但李静知道，医学对安阳的肿瘤已没有办法，无非是再一次手术。如果发生癫痫，他们就去急救中心住几天，降降颅压。最后，在安阳妈妈的坚持下，一家人把他送回了老家齐齐哈尔，让他在自己曾经熟悉的环境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几个月来，治病花了将近20万，包括小两口的全部积蓄，和很多“好心人”的捐款。他们在当地租了间简单的小屋，这个北方小城给不了多彩的生活，但这里家人环绕。
安阳每天躺在床上和人聊天，像小孩一样瞪着大眼睛望着李静，开心地喊着“你咋来了，来看我啦？”
李静觉得，这最后的时光里，最受煎熬的是安阳的妈妈。
一方面她似乎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在来北京前哭了一夜，治疗过程也始终十分保守，拒绝开颅，拒绝手术，哪怕她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失去自己的儿子；但另一方面，她似乎仍在期待有奇迹。专家会诊后，李静已经不抱希望了，便花了多很精力说服安阳妈妈接受这个事实，但这位老人却总是说：万一会好呢？偏方，迷信，中药，只要谁说吃什么可以抑制肿瘤，老人就拿来试。
对于死亡的最后印象，来自一些与生命毫无关联的细节。比如，安阳最后已无法活动，有一次帮他翻身的时候，发现长了褥疮。李静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模样情景都历历在目，但又失了真。
死亡终于到来。想着这个平常讲究穿戴、爱整洁的男人，最后只能终日卧床，大小便失禁，李静竟然也替他感到了解脱。
眼看着他眼睛闭上，把掉下来的下巴合上，呼出最后一口气，帮他穿好寿衣，确定那块褥疮是不是结痂，把骨灰撒到江里⋯⋯“原来死亡是这样的，很具象，就是他临终前的样子，不可爱、不光泽、毫无尊严”。
如今，在没有安阳的房间里，李静只能独自享受照进飘窗的阳光，依旧温暖，舒服，但又永远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他去世后的半年里，我也会遇到开心的事，让我觉得生活有安全感，甚至喜悦，真希望这些能持续下去。但每次我都告诉自己，生活永远都有另外一面，那是疾病、死亡的世界，它甚至跟健康的世界是平行的，随时都会把这里的一切带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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