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之地”：“资源枯竭魔咒”下的个旧工人村
Gejiu, a city pushed to th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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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疼痛的部分
1990年代起，原来的工人沦为低收入群体，生活艰苦而单调，个旧随之成了云南省毒品泛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008年3月，个旧被列入首批12个资源枯竭城市的名单。截至2009年，个旧地区累计有三十多户国有企业相继破产，有三万余人失业，占全市城镇人口的六分之一。
赖以生存的资源走向枯竭，生活也随之分崩离析。
张国胜今年55岁，1998年下岗。在个旧瓷器厂工作的儿子，也在2008年失了业。如今一家3口人，挤在不到20平米的房子里。
成为“毛线鸡”之前，王莉也在城里找过其他工作：卖衣服，在商场收银，做服务员，但每次都干不长就被辞退。
个旧多年来过度膨胀的资源产业，让其他产业缺乏生存空间，一旦被抛弃，人们很难找到除资源以外的工作。2008年，个旧就有近5万人拿低保，占全市城镇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并不仅是个旧的困境。2002年，国家发改委《资源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课题组调查发现，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三分之一已进入“老年期”，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陷入资源衰竭。
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众多废弃的工业城镇拼凑起来就是一部剧烈的现代工业史。2007年底，中国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以《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为标志，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转型成为最经久不衰的经济议题之一。
2013年这一议题持续发酵。继两会政府报告针对性地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后，《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接踵而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突围问题甚至成为省级公务员考试的题目。
对个旧来说，最疼痛的症状，是毒品与艾滋病的侵蚀。1990年代起，原来的工人沦为低收入群体，生活艰苦而单调，个旧随之成了云南省毒品泛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96年，个旧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至2010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艾滋病疫情网络直报现状与分析》，个旧已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
工人村则成了这个城市最为疼痛的一部分。最近10年来，完成上市与改制之后的云锡集团，大力对外拓展，甚至在缅甸、印尼等国采起了矿。
个旧则通过发展低碳、高科技产业以及旅游业实现转型，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连续四年入围云南省县域经济十强。现在，工人村以外的市区也越发繁华，出现了沃尔玛、苏宁电器、肯德基以及众多高级夜总会。
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工人村的世界却缓慢停滞，在时间的冲刷下成了腐旧之地。65岁的罗进总会在公共厕所里，发现还残留着有新鲜血迹、用于吸毒的针管；当地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则做过统计：个旧约有2000名性工作者，工人村就占了其中四分之一。
怀有着同样愤恨的，还有工人村的居民杨树清。
杨树清住在这里50年了。他常会怀念1960年代工人村的温馨：每到晚饭，各家都会坐在楼外，饭菜都会拿出来让彼此尝一尝。
如今，杨树清每隔几天就会听闻一起发生在此的抢劫案。住在三楼的他安上了铁门和防护网，还养了一条大黑狗。老人心里总感觉悲哀：“为什么矿没了，人就变了……”
浓稠的黑暗刚笼罩，工人村的街道上就见不到多少人了。锈迹斑斑的电线杆上，有一半的路灯坏了，好几年没人修；许多楼道、公共厕所里也漆黑一片，老街坊们只能亮着手机或拿着手电上下楼，咚咚咚的脚步声无奈而焦灼。
生活45年后，唐武光决定逃离这个腐旧而冰冷的地方了。他所在的苏联专家楼里，三分之一房间的人搬离了，三分之一的房间租给了外地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则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他最难忍受的，则是如今工人村再也不复以往的温暖。人们不再往来。2012年，老伴支气管炎复发，他敲遍了邻居的门，也没人愿意帮忙扶老伴下楼。
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局长岳颂东赴辽宁省抚顺等资源枯竭型城市调研。他发现这些城市均存在严重的群体性贫困、社会环境恶化问题。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刑事犯罪率和总数也均在高位运行。
如今，生意惨淡时，宋爱华常会打开音箱，唱起喜欢的老歌《照镜子》、《三套车》、《红灯记》。
闪着暧昧红光的歌厅里，那些红色时代流传下来的旋律，总能让她想起过往岁月。这个63岁的老人，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就像筛矿一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沙子，晃晃荡荡都被筛了下来。”（记者 范承刚 特约撰稿 邵世伟 实习生 蒋昌昭）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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