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提高待遇是培养和保留翻译人才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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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黄友义参加政协小组分组讨论。[人民画报 董芳 摄] |
中国网3月9日讯（记者张锐）全国政协委员黄友义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怎样提高翻译待遇，已是培养和保留翻译人才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
黄友义委员认为，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翻译评价和聘用体系，“一说翻译，大家认为水平都一样；一说翻译，大家觉得稿费都一样，实际上，翻译不同的东西，不一样水平，应该有相应的报酬制度，现在市场混乱是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
“根本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都知道需要翻译，但很少有人知道翻译里分中译外和外译中，很少有人知道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是两码事。”他说。
据了解，在中国翻译稿费和翻译待遇多年来鲜有提高，很多翻译“民工”的稿费始终徘徊在千字几十元到百元左右的范畴之内，一本十几、二十万字的图书，翻译下来也不过才一、两万元的收入，让很多人才逐渐放弃了从事这个行业。而中国良莠不齐的翻译人才和翻译公司，也进一步打击了这个市场和人们的信心，造成了行业的混乱。
“我们也提过要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但准入制度必须有法律支撑，中国也没有翻译法，所以这个混乱局面还难以在近期内解决。但并不等于就不解决，不采取措施。”
黄友义委员指出，翻译的稿费不能一样，“比如一个工人，他是几级工，报酬是不一样的，现在翻译，一千字多少钱，不管谁翻，不管什么内容，都是这个价，这就是不对的。”他认为，应该是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稿费制度应该更加灵活，从事中译外，尤其是定稿这部分，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至少跟国际上相符。”他说。
黄友义委员此次的提案，是建议要更加及时、全面、准确地把党政文献翻译到国外去，“中国是13亿人的中国，更是世界70亿人的中国！中国经济如此之大，中国对外开放速度如此之快，中国所做的一切，对世界影响太大了。因此世界比任何时候都关注中国，想知道中国人在说什么，想知道中国的政策走向，特别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情况。这个就涉及到中国如何向世界介绍自己，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
他指出，在党政文献翻译领域，在当前翻译人才不足的情况下，怎么让现有人才提高待遇，有荣誉感，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并自豪地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可以作为示范，让青年大学生觉得这是一个有前途的事，让他们注意学习和掌握这门技巧。
“党政文献的翻译，翻译往往介入太晚，是被动的，没有时间字斟句酌，”黄友义委员说。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后，没有事先安排翻译，外文版未能与中文版同时对外发布。于是，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Roger Creemer自告奋勇将《决定》全文翻译成英文，“但由于他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很了解，有很多地方翻译得不够准确。”
要提高翻译的待遇，或许可以先从这些从事党政文献翻译的高端中译外人才着手，“让他们有荣誉感，让他们有自豪感，首先让他们从政治上觉得非常值得做，”他说，“荣誉感是一种国家的需要，政府的需要，让他愿意干这个活儿，”黄委员说，“该提供给他的信息要提供给他，不要防着说这个翻译是不是会泄密之类。早点让他介入，文件起草阶段他就知道要用哪种话，外国人才听得懂，比如介绍中国梦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一些注解？翻译就是应该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从帮助外国人理解角度，他能发挥作用。这就不光是参与翻译的问题了，因为他是参与了怎么对外传播的设计，这是在培养他的荣誉感。”
中国的文化逆差
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中国的党政文献及各种政策法规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网络上看看英剧美剧外国电影，则是日常已经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无论是《纸牌屋》还是《变形金刚》，这个方兴未艾的文化版图中，藏着网民热捧的幕后英雄们——“字幕组”。甚至网民还有这样一种论调，字幕组为老百姓所做的工作，可比其他翻译人员“大多了”。
对此，黄友义委员笑道，“这是消遣娱乐现象，字幕翻译的水平也有高有低，倒不必在翻译问题上对他们太认真；而他们很多人是志愿者，并不挣钱，对这些人，我们还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更多是一种练习，一种消遣。现在年轻人英文水平越来越高，中文字幕只是辅助，其实很多人甚至可以不用看字幕，听就可以了。”
但他也指出，当去做真正的政府文件的翻译时，就必须认真。“所以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就像一个扇子的面，从左边到右边，领域非常宽，你需要左边的就找左边，需要右边的就找右边的。你翻的是政府文献，就必须需要那么一小批高端人才，准确的把中国的信息、中国的意思，通过跨文化传播的方式，翻译介绍给外国，这部分人永远需要；而大众娱乐，也是一种需要，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各有各的用途。”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国外文化、图书、影视作品纷纷涌入中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同时，一些国外推行的价值观、政治观，也随着这些作品，通过翻译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输入给中国的观众和读者。然而，中国文化的输出，相对来说却显得很薄弱，这便是一个严重失衡的文化逆差。
“首先对外翻译力量不够，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产生了一种制约作用，”黄友义委员阐述道，“但其实要知道，翻译行业的特点就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容易，把母语翻译成外语难，所以这个逆差存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会中文的外国人太少，能流利把中文翻译成外文的外国人更少，只能中国人自己单枪匹马，所以这个逆差就会存在。”
他认为应该重视这个现象，措施之一就是大量培养中国翻译，把中国的东西翻译出去。不过，作品好不好，又不完全取决于翻译，“你写的好，外国人就喜欢看，不管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那就有更多的人愿意看，这就对文化作品的制作者，编剧、导演、作家，给他们提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原产品的制作者更加努力的去创作。”
他认为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的那些作者写小说写剧本的时候，就没想过要给外国人看。而外国人为什么喜欢向中国推销各种东西呢？他们都看上了中国市场，你是人口第一大国，又是新兴经济体，消费能力又在提高，从物质到精神产品，他们都往中国来推，当然也有推销价值观的，我们的作者更关心的自己国内的市场。但我想说的是，中国已经到了不能不更主动地向外国人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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